論文：公共物品供給、融資模式、集聚均衡和經濟增長

論文：公共物品供給、融資模式、集聚均衡和經濟增長

摘要：地方性公共物品對于產業(yè)分布、城市發(fā)展和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影響。本文采用以比例稅和級差地租彌補公共支出的同心圓模型對公共物品和稅收_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當地方政府在中心地區(qū)投入公共物品時，為了獲得消費公共物品的權利和爭取到周圍的有限土地，人口和廠商會向中心地區(qū)集聚，但在集聚過程中存在對有限土地的競爭和擁擠。如果地方政府按照土地開發(fā)商的運作模式收取級差地租彌補公共支出，那么，生產者選擇區(qū)位的遷移決策取決于公共物品提供的收益、擁擠效應和級差地租的比較；地方政府通過對不同區(qū)位的生產者征收級差地租，可保證各地區(qū)的人口分布、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趨于最優(yōu)均衡狀態(tài)。
關鍵詞：公共物品；集聚均衡；經濟增長；比例稅；級差地租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the Financing Mode, Agglomeration Equilibrium and Economic Growth

Abstract: Local public goods makes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ndustry distribution, city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concentric circle model, offsetting the public e*pen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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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中一個正在成長的研究領域是關于地方性公共物品和稅收_對產業(yè)集聚、城市形成以及經濟增長的影響。消費者和廠商常常會因地方政府在某一特定地區(qū)提供了更優(yōu)越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而被吸引而至，但地方政府必須找到足夠的資金來資助公共物品的建設費用。從中長期看，預算平衡應當是地方財政的一個目標。因此，地方政府的公共設施建設規(guī)模將受制于它的收入來源。優(yōu)越的公共設施可能成為產業(yè)集聚與經濟增長的一種推動力，而合理的稅收政策則可以為公共設施的建設提供支撐。政府可以從居民和企業(yè)的收入中征收所得稅，也可以從產品銷售和服務中征收產品稅或營業(yè)稅，或按照土地開發(fā)商的運作模式從土地出讓和租賃中收取級差地租。這些公共政策對于居民和廠商的分布以及經濟增長具有怎樣的影響？本文將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本文接下來的章節(jié)安排是：第1節(jié)主要討論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性質和它對產業(yè)分布與人口遷移的影響，并順便對目前國內外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的研究情況進行簡單的介紹；第2節(jié)是本文模型的假設；第3節(jié)設計了一個以比例稅融資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型，第4節(jié)設計了一個以級差地租彌補公共物品支出的模型，通過這兩個模型，本文試圖揭示不同土地開發(fā)模式對產業(yè)分布和經濟增長有何影響；第5節(jié)是本文的一個結論性評述。
1 公共物品的作用
公共產品可分為兩種，其一為純公共產品，其二是準公共產品。純公共物品由一個地區(qū)的所有成員所共享，它是完全非競爭性的，并且具有非排他性。純公共物品僅僅代表了一種極端的情況，大多數地方性公共物品都不可能絕對地擁有這兩種特性。當一項公共物品存在于某一特定地區(qū)，為了獲得靠近該公共物品的有限土地就必然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因為距離該公共物品越遠，消費者能從中得到的效用就越低，或者為了獲得消費該公共物品而必須支付的運輸成本就越高。對于各種地方性的公共物品，靠近它就意味著更有機會消費它。因此，在公共物品所存在的特定地點，存在著為爭奪和消費該物品的競爭和擁擠。雖然名義上它并不具有排他性，但事實上的擁擠導致了遠離它的人得不到對它的消費。對于這些公共物品，我們將其稱為準公共物品。
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易得性是現代城市形成和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之一(Fujita and Thisse, 2002)。Tiebout (1956)認為，遷移行為揭示了消費者對于地方性公共物品的需求和購買愿望。如果生產者是可在各個地區(qū)之間無摩擦地流動，那么，生產者或消費者可以根據稅收計劃、公共物品為他提供的效用，運用“用腳投票”的機制顯示他們的區(qū)位偏好(Zodrow and Mierzkowski , 1986; Wildasin, 1989)。如果資本可在各個地區(qū)之間_地流動，那么，投資者必然會考慮各個地區(qū)之間的稅收差別和公共物品的外部性(Wilson, 1987; Ludema and Wooton, 2000)。公共物品消費對于距離的敏感性驅使人們涌向提供公共物品的地點，并爭奪其周圍的有限土地。這一過程必然體現到土地價格上，造成土地價格的上漲，這就是土地的資本化過程(Fischel, 1992; Baldwin, et al, 2003)。斯塔雷特(Starrett, 1988)將土地資本化規(guī)律表述為地方公共物品的邊際社會價值等于總級差地租的邊際增長量。土地的資本化與消費者的可遷移性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消費者從距離公共物品較遠的地區(qū)遷移到較近的地區(qū)，而土地價格正好起到了補償地區(qū)之間公共物品差異性的調節(jié)作用。在Tiebout (1956)的地方性公共物品模型中，消費者的收益僅僅取決于是否居住于提供特定公共物品的轄區(qū)，不同轄區(qū)之間不存在溢出效應(Rubinfild, 1987)。消費者通過權衡公共物品為之提供的收益以及必需為之支付的成本(地租或稅付)，來決定其居住的地點和遷移的決策。給定公共物品在各個地區(qū)之間的分布，通過資本化過程和消費者的遷移行為，不同地區(qū)的人口規(guī)模就成為一個內生變量。
關于公共物品的供給，傳統(tǒng)上它是被設計成以大量供給的方式進行的(Tiebout, 1961; Tietz, 1968)，此種供給模式可能有利于中心城市的形成。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學者開始在Tiebout (1956)的模型中引入土地開發(fā)商，通過開發(fā)商之間的競爭可以保證空間經濟中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當人口規(guī)模達到居民的一般效用最大化水平時，公共物品的成本等于城市級差地租的總和(Henderson, 1977)。如果土地開發(fā)商將一般效用水平看作既定的變量，在土地開發(fā)商之間就會形成一個_進出的市場競爭均衡。這意味著支配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給的法則與支配私人物品供給的法則在本質上是一致的(Fujita and Thisse, 2002)。近期政治經濟學所關注的是通過政治程序(如投票)來決定公共物品的供給。Cremer, Derchove and Thisse (1985)考慮了一個當消費者通過投票程序來表達他們對于地方性公共物品偏好的兩階段博弈模型(消費者首先選擇公共設施的數量，再選擇公共設施的位置)。假設消費者位置固定，征收比例所得稅，則投票將促進過多的城市數量和公共設施供給。如果消費者可以_流動，他們就會為競爭土地而支付租金，在一個完美競爭的土地市場中，投票均衡是有效率的，公共設施的有效數量僅由總的土地準租金提供。因此，一個競爭的土地市場可 ……（未完，全文共15834字，當前僅顯示2848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論文：公共物品供給、融資模式、集聚均衡和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