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提綱:……
一、劉吶鷗小說中的左翼文學因素的來源
(一)受日本思潮的影響
(二)友人,尤其是馮雪峰的影響
(三)劉吶鷗自身的文學偏好
二、以劉吶鷗穆時英的婚戀觀為重點論海派作家婚戀觀的變遷
(一)“青春憂郁癥”
(二)成熟男女的開放性觀念
(三)回潮、倦怠的心態(tài)
……
關于劉吶鷗小說兩個問題的分析
畢業(yè)論文:關于劉吶鷗小說兩個問題的分析
摘要:本文主要論述了兩個問題:1、劉吶鷗小說中左翼文學因素的來源;2、以劉吶鷗、穆時英為重點論述了海派作家婚戀觀的變遷。本文認為,劉吶鷗小說中左翼文學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來源:(1)、日本思潮的影響;(2)、友人,尤其是馮雪峰的影響;(3)、劉吶鷗自身的文學偏好。關于海派作家婚戀觀,則認為主要有“二十年代:青春憂郁癥——三十年代前期:成熟男女開放的性觀念——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回潮、倦怠的心態(tài)”這樣一個大致的線索。
關鍵詞:左翼文學因素 婚戀觀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 劉吶鷗小說中的左翼文學因素的來源。
劉吶鷗小說創(chuàng)作并不多,在其最為人知的小說集《都市風景線》中,也不過收錄了八篇短篇小說,“里面的八篇小說都聚焦在都市風景線系列上,每篇都有一處上海都市生活的熟悉場所——舞廳(“探戈宮”),高速行駛的火車,電影院,一條街和一家花店,跑馬場的看臺和永安百貨公司等等。” 在劉吶鷗的小說中,他醉心地描寫了都市物質文化的各個方面,并對他癡迷于其中的態(tài)度毫不避諱。他本身也是一個出身富裕家庭的洋場浪子,“劉吶鷗身邊一直女人不斷,日記中對女人的描寫俯仰皆是。多半是舞女、妓女之流,千代子、百合子、一枝等。……全家在上海時,他經常帶子女看電影, 兒女一放學就坐在門口等他回來帶他們出去玩。他也常帶妻子去跳舞,家人都津津樂道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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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步伐,產業(yè)工人的隊伍也迅速壯大,形成了一支獨立的力量,不斷開展反對資本家殘酷剝削和爭取生活權利的斗爭。歐洲社會主義思想通過各種途徑傳播到日本,大正期日本社會思潮從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變遷。恰是在劉吶鷗赴日求學的1920年,大杉榮、堺利彥、山川均等成立日本社會主義同盟,之后山川均發(fā)表了《無產階級運動方向的轉變》,提出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權應該從第三階級(市民階級)轉到第四階級(工人階級)手中,并強調運動應以改變經濟組織從而改變政治本身的實際意義為根本目標,為此號召社會主義者“到群眾中去”,使社會主義與群眾結合。1916年本間久雄在《早稻田文學》8月號上發(fā)表《民眾藝術的意義與價值》,提出“民眾藝術論”的概念。接著大杉榮發(fā)表《民眾藝術的技巧》,將民眾藝術論與工人運動、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結合,強調新興的階級必須有自己的藝術,必須有作為表達自己思想感情的、發(fā)現(xiàn)自己生命活力的、對舊社會戰(zhàn)斗的藝術。之后大杉榮有了階級意識的初步自覺,稍后中野秀夫將大杉榮提出的若干原則加以發(fā)揮,寫了《第四階級文學》(1920),最先觸及工人文學的階級性。接著宮島資夫發(fā)表《第四階級文學》(1922),平林初之輔發(fā)表《民眾藝術的理論和實踐》(1921)、《唯物史觀與文學》(1921)、《第四階級與文學》(1921)、《文藝運動與工人運動》(1922),江口渙發(fā)表《論階級與文學的關系》(1922),批判了當時流行的藝術永恒性和超越階級性的錯誤觀點,并進一步提出無產階級文學的階級性及其改造社會任務的任務,以及其自身的價值判斷!暗谒碾A級文學論”和“民眾藝術論”起到了無產階級的啟蒙作用,將文學引向“無產階級的軌道”,為現(xiàn)代確立無產階級文學理論做了充分的準備。
1916年,宮島資夫的小說《礦工》直接揭開了工人文學的序幕,在“第四階級文學論”出現(xiàn)后,工人文學進一步發(fā)展,內藤辰雄的《洗馬》(1919),新井紀一的《憤怒的高村中士》(1921)、吉田金重的《鐵的呻吟》(1923)、金子洋文的《地獄》(1923),開創(chuàng)了工人文學的新局面。
通過對日本文學史的簡單梳理,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1920-1926年劉吶鷗在日本求學的這一時期恰好是馬克思主義傳入日本,無產階級文學興起并形成高峰的階段。雖然現(xiàn)在沒有直接的材料表明劉吶鷗到底接受了哪些影響,被影響程度如何,但是至少能夠被推測出來的一點是,在日本學習文學的劉吶鷗一定受到了這方面的影響。在日后朋友(如施蟄存)的回憶文字中,也可以證實這一點:“總之,當時(1928)在日本流行的文學風尚,他每天都會滔滔不絕談一陣,我和望舒當然受了他不少影響。”
(二) 友人,尤其是馮雪峰的影響
施蟄存、戴望舒、杜衡在少年時期便成了“鐵三角”(40年代戴望舒與杜衡斷交),因為相同的文學趣味與愛好,成為摯友。1926年4月劉吶鷗到上海震旦法文班學習插班學習,與同在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的戴望舒同級,遂相識。施蟄存對他的最初印象是:“他自己說他是福建人,其實是臺灣人。此人說國語很困難,夾雜著許多閩南音。中文也很勉強,寫一封信好像是日本人寫的中文信。但他的日文日語都很好,據(jù)說他講日語,純粹是東京話。” 后來劉吶鷗也與戴望舒、施蟄存交往密切,經常在一起談文藝,成為文學上的同道中人和事業(yè)上的伙伴。1927年,戴望舒去北京游玩,結識了很多在北京的文學青年,“他每次來信,都提到幾個新交朋友的名字,其中就有姚篷子、馮至、魏金枝、沈從文、馮雪峰等;莽原、沉鐘兩社的人,差不多都認識了。丁冰之(丁玲)是上海大學同學,本來也認識的,這一回又在北京遇到,由丁冰之而認識了胡也頻! 通過戴望舒,馮雪峰逐漸靠近施蟄存等人,“跟著,馮雪峰寄給戴望舒的信,經常寄到我家里。因此,我感到,在那些新朋友中,大約雪峰和他的交情最親密了。……我們的情況,望舒在北京時一定也曾向雪峰介紹過。因此,雪峰的來信,有時就用‘你們’,可知那時我們和雪峰已有神交了! 之后馮雪峰南下,住在施蟄存家。“劉吶鷗在一九二六年終回臺灣去,好久沒有消息。一九二八年夏初,他又來上海,找到了望舒。他在六三花園旁邊的公園坊租了一座小洋房,一個人住著,雇了一個姨娘料理他的伙食和家務。他說要把家眷搬來上海定居,但暫時還不會來,房子很空,邀望舒去住在他那里,共同作文學活動。于是望舒首先去上海,住在劉吶鷗家的三樓。同時雪峰也去上海和沈從文、丁玲、胡也頻住在一起。放暑假后,我也到上海,住在劉吶鷗家。杜衡回杭州去了。這樣就結束了松江的文學工場,而開始了包括雪峰、吶鷗在內的水沫社!
從施蟄存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到馮雪峰與他們交往的點滴以及對他們產生的影響。馮雪峰施蟄存讀李商隱毫不客氣地給一個“‘無聊’的評語”,轉而奉勸三人“干些有意義點的事”;戴望舒與杜衡迷戀頹廢派詩歌,馮雪峰卻不大贊成;當劉吶鷗與戴望舒先后譯出《藝術社會學》與《唯物史觀文學論》之時,馮雪峰很高興;在馮雪峰“浪費時間”的指責下,戴望舒一直將關于道生的譯稿置于篋中未有出版,而在馮雪峰“計劃新的,計劃在人家之前的”的期許與幫助下,迎來《科學的藝術論叢書》——這些正是一個對于趣味的引導、糾偏的過程。施蟄存也說,馮雪峰“是當時有系統(tǒng)地介紹蘇聯(lián)文藝的功臣。他的工作,對我們起了相當?shù)挠绊!睆奈膶W工場 ……(未完,全文共11767字,當前僅顯示2799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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