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精神”解讀與弘揚

“民盟精神”解讀與弘揚


“民盟精神”解讀


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常務副主席張梅穎在2005年民盟九屆四中全會上第一次提出了以“立盟為公，以天下為已任；正直正派、學有專長、甘于奉獻；修德守身、淡泊名利、自尊自強”為內容的“民盟精神”。作為基層盟組織，認真學習“民盟精神”，深入領會“民盟精神”的本質內涵，對于我們深入思考民盟和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光輝歷程與現(xiàn)實實踐，對于準確把握歷史定位，明確時代責任，加強自身建設，提高整體素質，對于高擎薪火，與時俱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更好地履行參政黨職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都有極其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一、解讀“民盟精神”的本質內涵

什么是“精神”？精神就是“宗旨”。一個組織、團體、政黨的“精神”，就是這個組織、團體、政黨的“宗旨”，因此，“民盟精神”所揭示的實質就是“民盟宗旨”。結合民盟六十多年的奮斗歷程及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事的輝煌而偉大實踐，仔細研讀用長達34字表述的“民盟精神”，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段文字實際上是從

三個層面上揭示了“民盟精神”的本質內涵。

注：2006.12.30.在麗水民盟組織成立20周年慶典與全市盟員大會上講稿。

一是從理想信念層面上揭示了民盟愛國憂民的本質內涵。“立盟為公，以天下為已任”所揭示的就是民盟“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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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在學界堪稱大師泰斗，然而他們在盟內終其一生只是普通盟員，這些學者專家淡泊名利，卻把道德文章看得比生命還重；他們中的一些人經受過許多磨難，曾經被誤解，受屈辱，卻不計個人恩怨和一己之榮辱，歷經坎坷而積極豁達，忍辱負重而執(zhí)著付出，以自己的無私、風骨、情操實踐著愛國、報國、富國、強國的宗旨理想和堅定信念。

二、“民盟精神”形成的歷史探源

歷史造就了解民盟，也造就了內蘊豐厚的“民盟精神”�；厥茁L的歲月，民盟在血與火的砥礪中，在刀光劍影的考驗中，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經受住了嚴峻的歷史磨難，逐漸形成了足以使每一個盟員深感自豪的“民盟精神”。今天，我們沿著民盟走過的65年歷程，探溯“民盟精神”的淵源，當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領悟“民盟精神”，從而更好地繼承和發(fā)揚“民盟精神”。

從民盟的產生背景看“民盟精神”形成。20世紀20年代，孫中山逝世后，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實行一黨獨裁，壟斷獨霸了國家_和社會財富，大小軍閥之間爭權掠地，一片混戰(zhàn)，中國仍然是戰(zhàn)火頻仍不止，內憂外患不息、國家動蕩，國力衰敗，民不聊生。當此國家分崩離析、國土烽煙彌漫之際，一大批有良知的進步知識分子目睹這種政治亂象都在苦苦地思索中國的出路；與此同時，蘇俄革命取得成功，馬克思主義伴隨著蘇俄革命勝利的訊息傳入中國，喚醒了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和工人階段，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誕生之后，在孫中山“新三民主義”感召下，與國民黨合作，共同致力于反對封建軍閥的斗爭，但北伐成功不久，蔣介石便悍然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_，公然反共反人民，將中華民族拖入了十年內戰(zhàn)的水深火熱之境地；1937年日本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就在民族和階段矛盾日益尖銳的歷史關頭，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出現(xiàn)嚴重摩擦，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抵御外侮的救亡圖存斗爭面臨嚴重危機。就在這國難當頭之際，民盟作為第三種政治力量應運而生了。民盟成立的公開宣言中指出：“國共黨派問題的不速求解決，近則妨礙抗戰(zhàn)，遠則重演內戰(zhàn)，要求解決這個問題，第三者的聯(lián)合實為當時第一要事”。并積極地調解國共紛爭，爭取團結統(tǒng)一，并聯(lián)合國共兩黨以外的主張抗日的黨派和人士，與國民黨排斥異已、限制人民民主權利的反動行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在關鍵時候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陳毅同志是這樣評價民盟的：“皖南事變后，與國民黨分裂陰謀作斗爭，民盟成立直接支持了我們抗戰(zhàn)，當時竟敢和蔣介石分庭抗禮，堅持抗戰(zhàn)，反對妥協(xié)；對內堅持團結，反對分裂。這是一個嚴重的考驗，是一個關鍵問題。就當時的情況來說，新四軍和八路軍正在敵后，黨的領導又偏處邊區(qū)，整個大后方的對蔣斗爭，主要靠民盟來支持”。民盟正是以自已憂國憂民，矢志報國，促進抗戰(zhàn)的理想信念和一代民盟前驅的愛國主義精神，不畏強權，堅持民主，維持民族和國家利益，將組織宗旨的根深深地植入中華民族的土地，用自己的熱血與生命澆灌出燦爛的“民盟精神”之花！

從民盟追求真理，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歷史看“民盟精神”的形成。民盟建立之初，原是作為介于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種政治力量”出現(xiàn)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的，對于這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國民黨蔣介石先是采取拉攏、利用的政策，誘之以_厚祿，當遭到拒絕之后，便采取種種手段予以打擊、排斥。民盟的政治理想與主張同中國共產黨是一致的，于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主張、共同的信念，使得民盟逐漸向中國共產黨靠攏，并在多方面開始了密切的合作。

在宣傳輿論上，民盟先驅們在民盟組織成立之前，自“九一八”事變始就一直利用自己的專長和資源，紛紛創(chuàng)辦抗日救國刊物，聲援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皖南事變發(fā)生后，繼續(xù)在輿論上為抗日救亡吶喊，與中國共產黨配合默契，如，黃炎培把被國民黨查封的各地生活書店轉為“中華職業(yè)教育社”資產，改為“國訊書店”，并以鄒韜奮的“生活書店”為基礎，繼續(xù)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工作，當年9月，黃炎培赴香港主持創(chuàng)辦民盟機關報《光明報》，并籍以募集經費，支持抗日救亡活動；1942年楊明軒、杜斌丞改《秦風·工商日報聯(lián)合版》為民盟西北總支機關報，宣傳建立抗日聯(lián)合政府等主張；關夢覺創(chuàng)辦《反攻》半月刊，宣傳抗日救亡；等等；更有許多盟員通過撰寫新聞報道抗日事跡，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斗爭。1944年，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參政會上提出建立聯(lián)合政府以挽救抗戰(zhàn)危機，張瀾表示擁護，并于重慶憲政座談會和成都國是座談會上，向千余群眾發(fā)展演說，支持中共提出的聯(lián)合政府的主張。

在斗爭行動上，民盟前輩們自抗戰(zhàn)以來，就開始了與中共密切的合作。1936年6月10日，蔣介石約請沈鈞儒和章乃器、李公樸到南京面談，要求“全救會”（后集體參加民盟）接受國民黨領導，遭到沈鈞儒拒絕，他說：“只要你停止內戰(zhàn)，發(fā)動民眾，堅決抗日，那就不領導也領導了”；同年7月9日，沈鈞儒受“全救會”委派與章乃器、史良、彭文應、沙千里等人赴南京向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請愿，發(fā)表全救會宣言，要求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并與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聯(lián)署發(fā)表《為團結御侮告同 ……（未完，全文共7624字，當前僅顯示2677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民盟精神”解讀與弘揚》）